年輕人，到“體制內”去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shù)逾140萬，繼2009年以來連續(xù)三次超過百萬，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考錄比例超過3000∶1。
■傾向大型國企、事業(yè)單位和公務員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則呈下降趨勢。
■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穩(wěn)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這些眼下倍顯金貴的收益，正在指引一代中國年輕人向體制內大量回流。

    2月14號，對于大多數(shù)年輕人來說，這一天是情人節(jié)；對于31歲的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沈娜來說，這只是她備戰(zhàn)國家機關公務員考試的漫長經(jīng)歷中的普通一天。
    2003年大學畢業(yè)后，她連續(xù)參加了八次國考。她的世界簡單而明確：考上公務員。
    沒有任何邀約安排，下班后就是她復習《申論》與《行政職業(yè)能力測驗》的時間。其實每一頁她都很熟悉了，這兩本加起來不到800頁的公務員考試復習資料，她周而復始地精讀了八年。
    除了運氣欠佳，可以解釋沈娜連續(xù)八年國考失利的原因，只能是競爭激烈程度的逐年攀升。2011年國考報名者再次刷新三項記錄：人數(shù)逾140萬，也是繼2009年以來第三次超過百萬；出現(xiàn)年齡最大的考生，35歲，這是報考年齡的上限；考錄比擴大至87.5：1，競爭最激烈的前6個職位，比例則達到空前的3000：1以上。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擠進“公家的單位”。與公務員職位同樣受到熱捧的還有央企及大型國企工作崗位。2008年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一份調研數(shù)據(jù)就顯示，想進國企的畢業(yè)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進外企的則由50.2％降為42.4％。
2011年，5名南開大學學生在經(jīng)濟學家周立群指導下對天津應屆畢業(yè)生的求職意向進行了調查，國企、事業(yè)單位、公務員名列前三。
    南方周末記者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四川大學、西南政法大學2008、2009屆畢業(yè)生中各隨機抽取兩個班級作為樣本，發(fā)現(xiàn)近九成的學生都報考了國考。
    沈娜的“同路人”數(shù)量正在爆炸性增長，這是社會資源、財富與機遇優(yōu)先配置與向局部傾斜刺激下的反應。20年前，隨著市場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體制外的空間充滿活力與機會，大批年輕人紛紛走出“體制”，進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這支悄然轉向的隱形指揮棒開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輕人，到“體制內”去！

我為“國”狂
擠進體制內，“現(xiàn)在全社會都認為這才是有進取心的表現(xiàn)”。
    清華本科，人大碩士，現(xiàn)供職于北京某金融機構下屬企業(yè)——生于1981年的李鴻君顯然屬于大有可為的青年精英，盡管他并不這么認為。
    在連續(xù)四年參加國考落榜后，李鴻君總結自己人生前30年最大的敗筆是，2004年本科畢業(yè)時沒參加國考。念中學時就精讀過《史記》與《毛澤東選集》的他從小立志從政，高考填志愿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清華大學某工科專業(yè)。
    這一步在他進入仕途的人生規(guī)劃之中：上北京頂尖名校，先讀工科，再讀文科，再憑完美的教育背景考入公務員序列。
    2004年畢業(yè)前夕，李鴻君在自習教室準備研究生考試時，發(fā)現(xiàn)周圍已有不少同學在看國考復習資料。權衡再三，李鴻君相信還是得放長眼光，“完美履歷”更為重要。
    三年后碩士畢業(yè)時，李鴻君才發(fā)現(xiàn)自己失算了，“國考已經(jīng)瘋了”。
    2007年國考，報名人數(shù)達60萬，比2004年翻了近5倍。當年，全國有近五百萬大學生畢業(yè)，這意味著約每10個畢業(yè)生就有一位參加了國考。
    整個畢業(yè)班——尤其是文科專業(yè)——同學幾乎全體出動參加國考成為常態(tài)。
    為幫助學生提高國考競爭力，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還將《申論》和《行政職業(yè)能力測驗》兩項公務員考試的筆試科目作為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yè)的必修課。
    圍繞國考的經(jīng)濟鏈已然成型。全國各大高校校園里，各類國考培訓的廣告鋪天蓋地，就連以出國留學考試培訓聞名的新東方，也在2006年創(chuàng)立了公務員考試培訓中心。業(yè)內人士估算，2009年公務員考試培訓市場產(chǎn)值高達10億元。
    廣東省的國考考場分別設于廣州、東莞、佛山三地。一些市場嗅覺靈敏的旅行社量身定制了國考線路，為考生提供往返巴士、住宿與餐飲一條龍服務。
    據(jù)同程網(wǎng)酒店項目負責人介紹，國考當日，考點所在城市訂單上浮50％左右。
    這實在是中國當下的一大奇觀，越來越多人對“國”字開頭的產(chǎn)品避之不及，卻同時又一窩蜂地對帶“國”字的地方趨之若鶩。
    2010年北京大學畢業(yè)生曹亮同時拿到兩份ofer，一份來自英國某大學的PHD入學通知書，一份來自南方電網(wǎng)。父母與女友家人一邊倒地認為他該選擇南方電網(wǎng)。理由充足得讓他難以辯駁：這么難進的國企別人擠破頭都擠不進，等你念完書回來，還能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嗎？如果找不到，念那么多書又有什么用？
    這越來越成為畢業(yè)生擇業(yè)時毋庸置疑的標準答案。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過程中聽到類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清華一2005屆畢業(yè)生在拿到中宣部的最終錄取通知書前，就斷然拒絕了香港大學的PHD全獎ofer；人大一2010屆畢業(yè)生在家人及同學的強烈建議下，放棄普華永道，進入某中直機關做公務員……
    李鴻君至今對當初“選錯了答案”后悔不已，在一次飯局上，他對領導酒后吐真言：“我來這里就是為了混日子，準備國考，去做公務員的”。領導對他的表態(tài)相當贊同，拍拍他肩膀說：“好好考！”“你相信這是真的嗎？”李鴻君回憶這一幕時說，“現(xiàn)在全社會都認為這才是有進取心的表現(xiàn)。”
“體制”洶涌
《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01年趙鑫杰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時，一聲不吭去了某中直機關報到。在當時，這個工作顯得平淡無比，起薪不過千元，雖說遲早能以遠低于市場價的錢買到一套房子，可那時北京的商品房價格也就四千元左右。這一福利還沒太大吸引力。
    那是國考開啟網(wǎng)上報名的前一年。當時中直機關、國家部委、省市政府機構的招聘方式，還只是到幾所知名高校請院系老師推薦學生，然后與被推薦者約見面談；或是到高校組織專場招聘。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1997屆本科畢業(yè)生陶亮印象中，當時最優(yōu)秀的同學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機關。1994年至2000年間，全國報名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人員才不過4萬余人。
    國企的競爭力也不大。1997年，約2／3國企還陷于虧損，同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提出國企“三年脫困”的目標。
    盡管圍繞這一目標，國家開始出臺多項配套措施剝離國企負擔，但當時仍然處于1993年非公有制經(jīng)濟創(chuàng)造一半以上GDP總值以來“國退民進”的紅利期。外企、私企等高收入行業(yè)仍是高校畢業(yè)生的首選。
但國企“脫貧”的速度超出幾乎所有人想象。
    2000年，陶亮北大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國企開始在高校高調網(wǎng)羅技術精英，“像中國電力、中國核能集團，這些原本不怎么來的企業(yè)，都一股腦地擁進北大清華撈人。”其時是國企“三年脫困”的收官年，許多國企走出低谷，1997年虧損的近七千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yè)，已減少了七成以上。
    2004年陶亮北大博士研究生畢業(yè)，周圍的同學開始花心思掂量手頭的國企ofer是否值得。就在此前一年，國家成立了國資委，其后三年，盡管其所管轄的央企雖然削減了近四成，但“瘦身”后的利潤在2006年井噴至一萬億。這是十年前國企全部身家的50倍。
    在陶亮畢業(yè) 5年后的2009年，國企在中華英才網(wǎng)公布的“最佳雇主50強”中占據(jù)29席，一年后升至33家。外企則只獲3席。
    在媒體上，關于央企與大型國企高歌猛進的報道隨處可見：央企集體進軍房產(chǎn)、煤礦，并廣泛收購民營企業(yè)；奔赴滬深、香港、海外上市融資；2008年，中石油蟬聯(lián)亞洲最賺錢企業(yè)，中移動成為全球最賺錢電信公司，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全球最賺錢銀行……同年，國家為刺激經(jīng)濟投入四萬億，其投資的近九成項目被國企拿到。
    “從捉襟見肘到財大氣粗，‘國’字開頭的企業(yè)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這個勢頭還在持續(xù)猛漲，精英們自然趨之若鶩。”陶亮說。
    國家財政收入也在一路飆升。據(jù)《中國統(tǒng)計年鑒》顯示，財政收入增速在 1995年首超GDP增速后，持續(xù)高速增長至今。陶亮博士畢業(yè)當年（2004年），財政收入較十年前（1994年）增長了505％，而GDP的增幅為342％。2010年，中國財政收入達8.3萬億元，兩倍于GDP增速。財政收入的大頭是個人與企業(yè)納稅。
2008年，當央企在金融危機寒冬中逆市突飛猛進之時，吳曉丹失業(yè)了，她開始重新加入國考大軍。2006年從山東大學畢業(yè)時，她不顧家人強烈反對，放棄某大型國企的ofer，加盟一家發(fā)展蓬勃的民營企業(yè)。一年后，老板賣掉企業(yè)，轉行投入房地產(chǎn)業(yè)，她隨后跳槽的另一家民企，因向銀行申請貸款失敗，資金鏈斷裂而被迫停產(chǎn)。
    顯然，始終未獲得與央企、外企同等超國民待遇的民企在這股“國進民退”的浪潮中，已然淪為弱勢群體。許多民營企業(yè)家要么轉向房地產(chǎn)等性價比更高的暴利行業(yè)；要么等待被大型國企收購，戴上“紅頂安全帽”；要么去做加工制造等低端產(chǎn)業(yè)，這是央企尚未，也許也是不屑蠶食的領域。
    當年“追求超拔，拒絕庸常”的想法，早已被吳曉丹拋于腦后。她現(xiàn)在只想順利通過考試，回到“體制內”去，否則，沒有保障，沒有編制，沒有戶籍，“能‘超拔’到哪兒去？”
    時間的推移才能顯示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們的“遠見”。畢業(yè)8年后，趙鑫杰邀請同學們到北京的新家做客，“羨慕妒忌恨一下子全堆在同學們的臉”，這些在體制外夢想“超拔”的同學，至今少有人在北京買得起房子。
    趙鑫杰9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位于北京三環(huán)內，2009年以不到30萬的價格買下，彼時，其周邊商品房價已飆升至2萬元／平方米左右。趙鑫杰單位食堂菜品豐盛，葷素搭配有致，中午一頓自助餐僅一元錢。這個價格在他2001年進單位至今從沒變過。
    在老同學驚奇地感嘆一塊錢如今在市場上連一塊姜都買不起時，輪到趙鑫杰驚詫了：是嗎？物價都已經(jīng)通脹成這樣了？我都沒注意到！
    他的收入其實不高，一個月四千元左右，但平時不怎么用得上，在通貨膨脹與房價飆升的當下，他所獲得的非貨幣福利，用他同學的話說，“立馬讓月入萬元但無其他福利的人想找塊豆腐撞死”。
    根據(jù)2月18日的媒體報道，全國人大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吳曉靈領導的中國民生指數(shù)課題組去年完成的《2010年中國城市居民幸福感調查》顯示，在分析被調查者的所屬行業(yè)和職業(yè)后發(fā)現(xiàn)，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yè)單位負責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趙鑫杰可以在這個平穩(wěn)而充滿幸福感的中直機關干一輩子，只要他愿意。數(shù)據(jù)顯示，自1996年實行辭退制度以來至2003年8年間，全國公務員辭退率僅0.05％，人員流動率為1.25％，是中國“最穩(wěn)定的群體”。
趙鑫杰的幸福生活只是公務員與有編制的央企和大型國企員工的縮影。穩(wěn)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這些都是眼下倍顯金貴的因素及收益，也是越來越吸引數(shù)以百萬計的中國年輕精英爭先恐后進入體制的直接原因。當年“最求超拔，拒絕庸常”，如今“沒有戶籍，沒有保障，能超拔到哪去？”

“體制內”生存
“讀書時，我的理想是改變教育，碩士畢業(yè)論文題目是《李大釗的公民教育思想》，現(xiàn)在，我連自己都分析不了。”
    每年回家過年，趙鑫杰盡可能地低調，不出門，也不串門。他所在的中直機關盡管在權力序列中排名靠后，但是家鄉(xiāng)親友只認定他是“中央下來的干部”，登門托他辦事的人一度絡繹不絕。
    國家實權部門是李鴻君過去四年始終堅定的國考目標，盡管考中的概率僅為千分之一。“考入一般的政府部門，大多是為了在‘體制內’過安穩(wěn)生活，但一心想進實權部門的，肯定還有些其他想法，”他停頓了一會，“坦白說，就是求貴。”
    備考期間，李鴻君在家鄉(xiāng)開煤礦的老板親友聽聞他的理想后，立即打電話問他“需要多少錢打點，多少都成”。當然這是很不靠譜的想法，國考的透明公正也是逾百萬人報考的原因之一。
“但公務員頭上的權力光環(huán)，不得不說，很有魅力。”李鴻君說。
    這個不太能擺上臺面說的誘惑是黃丘偉連考五年國考的直接原因。從廈門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yè)后，黃丘偉進入了北京一家事業(yè)單位。在家務農(nóng)的父母問，我們以后再被人欺負，你的單位能管嗎？黃丘偉說不能，父母沉默了一會說，那你能不能調到能說得上話的單位？
    李樂目前就職于北方某實權部門，2007年四川大學研究生畢業(yè)時，他是年級的就業(yè)明星，剛進單位時，他仍處在不可抑制的膨脹期，盡管只是一名普通職員，但求他辦事的人接連不斷，且態(tài)度謙卑。
    這種優(yōu)越感與女朋友在考慮買房問題上終于消停。李樂眼下月入4000元左右，除了5元一頓的食堂餐，單位自留地低價供應的有機蔬菜，洗衣券及年終多發(fā)一個月基本工資外，沒有其他福利，房子據(jù)說也“希望渺茫”。并且，李樂入職那年，正好趕上“陽光工資”開始嚴格執(zhí)行，之前名目繁多的補貼都被取消了。
    這意味著在這座城市，他得不吃不喝工作50年才能買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這還是按照當前的房價折算的。在福利房越來越稀少的現(xiàn)實面前，這是中國基層公務員集體面臨的問題。
女友建議跳槽，換座“便宜點”的城市過小日子，李樂堅決不同意。
    “一是雖然收入不高，但每天總有那么多人來求我辦事，一旦出了體制，就得變成我去求別人。我接受不了。”他說，“二是……坦白說，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復同一套工序，我沒有其他的技能。”
    放棄留英機會，入職南方電網(wǎng)后，曹亮也陷入了被“機械化”的焦慮當中。作為一名北大碩士研究生，他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材料、文件，年尾最繁忙，因為要趕各種年終總結。
    最近，他正在制定一個員工輔導計劃，讓在變電站看護設備的同事不那么無聊，比如，申請在他們的辦公室添置音響，每周為他們安排場地打籃球與羽毛球，而這些員工同樣畢業(yè)于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北電力大學等名校。
    “讀書時，我的理想是改變教育，碩士畢業(yè)論文題目是《李大釗的公民教育思想》，”他說，“現(xiàn)在，我連自己都分析不了。”
    曹亮生于1984年，在他2010年畢業(yè)這年，絕大多數(shù)80后正式告別校園。在“國進民退”趨勢刺激下形成的這一重返“體制內”大潮中，曾經(jīng)貼在他們身上諸如“獨立”“個性”“自我”的標簽，開始顯得不那么具有說服力與概括力。
    他們其實與任何年代生于中國的人一樣——很少有機會進行自我分析，一套實用主義的思想系統(tǒng)深入頭腦，很少具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總是從屬于某種社會標準。
    眼下對體制所帶來的安穩(wěn)的向往與自覺維護，在這一代年輕精英階層里已然并還將持續(xù)深入人心。
    吳曉丹終于如愿以償考入深圳市某機關單位，眼下的工作是給單位寫宣傳稿與新聞通稿。她開始越來越抵觸與少數(shù)還在體制外混的同學在網(wǎng)上聊天，稍一深入就不歡而散。
    “為什么總是在批評？為什么總要去反思？”她反問道，“難道就不能重點看主流、光明的一面嗎？”
總體上，吳曉丹是個平和的人，每天在平和的單位里按模版完成平和的通稿，她總習慣性地吞服四粒維生素，這是單位發(fā)的福利。瓶子里的藥丸一天天少下去，是這位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眼下日常生活中少數(shù)還存在變數(shù)的細節(jié)之一。
    而已經(jīng)連續(xù)參加八次國考的沈娜，仍在準備今年11月參加第九次考試。根據(jù)最新規(guī)定，從明年起，中央和省級以上機關錄用公務員，除部分特殊職位，均從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jīng)歷的人員中考錄。這或許終于將為這名當代“女范進”減少一些競爭對手。這會是她最后的機會么？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名字皆為化名）（雷磊、李順對本文有貢獻）
【來源：南方周末記者 潘曉凌 實習生 范承剛 】